国内银行业人事制度之改革，一直是国内银行业改革面临的最大困境。为什么现代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与管理制度不能够在国内银行中生根开花呢？

　　笔者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国内银行业的人才选拔制度没有真正走上市场化，在于国内银行间的人才市场发展滞后，特别是高层管理人才选拔市场更是缺乏。最近，银监会首次面向海内外的公开招聘考试，就是国内银行业人事制度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示范作用。

　　第一，确立了银行业人才公平的准入机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主席说，今后银监会实行“凡进必考”的准入原则，逐步建立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相结合的人员准入机制。

　　第二，银监会人才选拔机制是因银监会的职能设定职位，因职位选择人才，因人才而设定考题。也就是说，银监会的职位设定与招聘标准都是根据市场要求制定，辅之以个人综合能力的展示。

　　第三，银监会作用银行业协会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它的人才准入机制改革与完善，人才选拔机制的科学性、专业性和透明度的制度创新，推广到整个国内银行业的效率较高而阻力较小。

　　近几年来，尽管国内银行业改革突飞猛进，但是人事制度改革的滞后已经成为国内银行业产生许多困难与问题的关键。在国内现行银行运作机制中，并不缺乏规章制度及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相应的纪检、监察、稽核、监事、风险管理等职能也一应俱全，甚至于发达市场体制下的公司治理框架也早建立。但是，这些职能与机制却不能够起到设定之初预想的作用，原因何在？

　　问题就在于，国有金融机构的主事者往往由政府组织部门任命，而不是从经理人才市场选拔。在这样的人才选拔机制下，金融机构的主事者不是对所任职的金融机构及股东负责，而是对任命其的组织部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部门任命的金融机构的主事者的行为大都围绕政府的喜好，而不是以金融机构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比如，中银香港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不能不说是健全与完善的，但刘金宝们仍然可以在现代商业银行的制度机制下为个人非法牟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层管理者不是通过市场的方式选拔而来。

　　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的人事制度下，金融机构的主事者一旦获得了任命，他（他们）就可能成为这个金融机构的绝对主宰者。不仅可以完全掌握这个金融机构的所有权力，还可以通过制定制度让主宰权合法化。如果这个机构中有人对这种权力或这种制度有任何异议，或任何不同的意见，这个人就可以成为这种无约束权力任意滥用的牺牲品。

　　可以说，尽管目前国内不少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都在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依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建立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构建的现代股份公司治理架构，但是如果上述金融机构的人事制度安排及权力结构不改变，这种公司治理架构同样可以成为上述金融机构中绝对权力的附庸。

　　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目前国内银行改革最为重要与艰巨的任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银监会人才准入机制的改革，将会对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之时，大家心中没底，面对市场的一系列不确定性，一度让不少投资人看不清国内股市的发展前景。不过，笔者一直认为，只要整个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只要整个改革能够顾及市场各方面的利益，那么市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困难都是暂时的。因此，根本就不需要盯住股价指数来评价股权分置改革的成败。

　　更何况，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是一次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需要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充分博弈，才能让每一个当事人充分表达个人的意见与观点，才能让各方的利益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如果跳过了这个过程，利益关系调整不能达到均衡，那么无力表达自己意见的个人、团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受损，而且也可能无法弥补市场制度的缺陷，这将为今后的市场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只有将利益关系逐渐地确立与稳定下来，才能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利益调整固化为制度。

　　从理论上分析，在现行制度规则中，存在着基础性制度与一般性制度。基础性制度对市场发展、企业与个人行为激励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产权清楚界定能够极大地鼓舞私人投资，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一般性制度规则只会影响到市场行为不同的合作与调解方式。比如，在市场中，个人总是能够找到改变他们合约的方法，避免遭受不公平合约安排所带来的损失，但人们很难在产权得不到保护时以这种方式减少财产被掠夺。基础性制度的缺失，导致了在股权分置的条件下，凡是自由进入市场者都会亏损，凡是通过审批的方式进入市场者都能够获利的局面。这就是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改变目前股市的初始条件的最主要原因。

　　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既然股权分置改革是一个利益关系充分博弈的过程，那么市场很难在短期内走出大牛市行情。如果股市上扬的主要动力是由于各方期望在短期内把股市指数炒上去，那么市场又可能面临新的风险。无论是市场的当事人还是监管者，一定要密切注意这种现象，不要让股权分置改革成为少数人炒作的题材，否则股权分置改革成果会昙花一现。

　　总之，目前国内股市开始止跌反弹，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管理层和投资者应该冷静地看到，目前决不是畅饮庆功酒的时候。股权分置改革的效应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真正的困难也还没有到来。如果被暂时的利好消息冲昏了头脑，放慢了前进的步伐，或者对潜在的危机估计不足，那么，一时利好将很快失去。要打好股权分置改革这一仗，我们还得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另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随着股改的全面铺开，吸取了前两批试点公司的经验，保荐机构对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选择的对价方式形成了一些认识：制定方案要尽量简单明了，容易被投资者接受，能送股的公司尽量送股；针对情况特殊的公司，采用某些创新方案，但这些创新还需要某些政策上的突破来配合。

　　从这些消息来看，管理层已经看到了当前国内股市问题的症结，并准备从制度安排方面着手加以改进。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中，制度是市场运作的游戏规则。只有在简明而有效的游戏规则下，市场的秩序才可能建立，经济资源才能有效运作。同时，制度也可以减少市场不确定性所导致的过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以明确市场预期为导向的改革措施，正蕴含着国内股市走出困境的希望。

　　原因在于，尽管目前国内股市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经过股权分置改革，经过几年来市场的大浪淘沙，一些业绩良好的、运作规范的上市公司正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能够从市场中找到一些有投资价值的成长性公司，也能够从这些公司的投资价值中看到国内股市的未来前景。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保证，市场不能给予投资者明确的预期，要让投资者放心地进入目前低迷的市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目前股权分置改革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就更有可能弱化投资者进入市场的信心。

　　目前有一种意见认为，是进入的资金太少导致了目前的市场低迷，因为市场不能通过大量的资金进入来抬高股价。这种说法不切实际。目前导致国内市场萎靡不振的关键因素在于投资者对市场没有信心，不知道市场的未来何去何从。如果市场还是像早几年那样，中小股民的投资“羊入虎口有去无回”，只是亏损没有赢利，那么投资者心惊之余，肯定不会再入市了。因此，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恢复投资者的信心。要达到这个目的，不仅要解决如何保证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受到侵害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减少投资者所面临市场不确定性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投资者才能根据个人的约束条件进行决策，并寻找最适合个人投资的方式与途径。

　　明确的制度安排还可以简化投资者进入市场的程式和决策成本。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安排和方案设定，简单性的原则最为重要。现在有些人提出，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越复杂越好，普通股民越是不明白，越是可以显示方案设计者的专业化水平，同时也可以达到让大多数投资者任由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来摆布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简单性原则对于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方面显得尤为重要，这样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与了解制度安排，而且也能减少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的自由裁量，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不仅仅是拉动香港经济

　　迪斯尼乐园的商业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全香港，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有借鉴作用。

　　这一点迪斯尼公司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进入香港特区，看中的正是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中国内地庞大的旅游客源，和中国内地中等收入阶层的日渐壮大。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唐英年预计，尽管兴建迪斯尼乐园耗资140多亿港元，但估计营运后40年内，将能为香港带来约1480亿港元的收益。而且，迪斯尼乐园的运营本身，就将会为香港创造3万多个就业机会，对解决香港目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有很大帮助。

　　香港经济确实将会从迪斯尼乐园的运营中获益良多。而如果把香港迪斯尼乐园扩展到中国内地这个大背景下，放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那么意义还远不止如此。

快乐产品也能带来财富

　　从50年前第一座迪斯尼乐园在美国开园以来，尽管在全球的扩张不像它的合作伙伴如麦当劳、可口可乐般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只是开了3个主题公园而已。但是，迪斯尼不仅赢得了完全的市场占有率，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生财模式：迪斯尼希望带给每一个人快乐的回忆与愉快的体验，但这种快乐的分享是需要付费的。也就是说，生活的快乐可以转换为货币，企业的利润可以建筑在人们自愿追求快乐的基础上。这不仅是现代体验经济学的理论源泉，也是现代企业的创新盈利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迪斯尼塑造的米老鼠在给全世界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把美国中产阶级的特性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至于米老鼠的精神气质，更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象征：谦虚、温和、善良，永远都追求胜利，永远都是正确的。正是这种美国创业时期塑造的中产精神，造就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生活的稳定。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内地的中等收入阶层成长壮大时，是否也需要一只努力进取、快乐昂扬、从不沮丧、从不会愤世嫉俗的“米老鼠”呢？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迪斯尼乐园的开园可谓生逢其时，这也是乐园建成并在未来得以发展的最大动力。

香港迪斯尼是一座桥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中等收入阶层也在茁壮成长。这几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以房地产与汽车为主导的消费结构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是在产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也体现在个人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这正是内地中等收入阶层崛起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内地的中等收入阶层在掀起住房及汽车消费高潮之后，将会寻找新的消费热点，出现消费结构的转型。特别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就业市场，他们的消费理念与父辈有很大差别：追求时尚、追求享受、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可能成为这一代人最大的消费热点。香港迪斯尼乐园正迎合了这种消费需求。

　　还有，迪斯尼并非仅有一只米老鼠，还包括衣服、文具、刺激的游戏、皮包连锁店、专为青少年们假期制作的电影大片等一系列产品。

　　国内有研究表明，目前将近70%的青少年将迪斯尼定义为商品等一系列附属产品或文化附属产业。随着香港迪斯尼乐园的开园，随之而来的就是迪斯尼的电影、电视节目、报刊、网络、卡通系列衍生商品。这对中国的娱乐业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迪斯尼公司副总裁指出，中国内地的娱乐业产值目前只有530亿美元，而美国是2万亿美元，相差40倍。虽然有汇率等因素，但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娱乐业仍然前路漫漫。

　　香港迪斯尼乐园可以成为一座桥梁，中国内地可以借此机会加快与世界娱乐业交流融合的步伐。

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深远

　　在中国内地，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对米老鼠十分熟悉，而上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出生的人则对迪斯尼也有很深的印象。由此，在庞大的中国内地市场支持下，迪斯尼的客源供应会源源不断。

　　由此可见，香港迪斯尼乐园的运营不仅在于引进了最新的游乐设施，满足人们追求乐趣和冒险的欲望；更主要的是，乐园将会给予新生的中国内地的中等收入阶层一个良好的消费平台，并产生一定的快乐精神辐射作用。

　　同时，迪斯尼乐园还能对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推动中国娱乐业快速发展，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产业。迪斯尼乐园对于香港和内地经济的推动效应，将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逐渐体现出来。
 

　　在一些成熟市场，股市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发展与壮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制度安排使得股市的定价机制能够有效地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在香港，任何一家公司只要满足准入条件，都存在上市机会。但是，上市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仅仅要把公司股票卖出去，他们更希望能卖出一个好价钱。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当事各方寻求一个好的价格均衡点。

　　在香港证券市场，新股上市发行各当事方主要包括：发行群体，包括发行人（拟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或证券公司）；认购群体，包括机构投资者和散户。只有公司上市成功，发行人才能达到融资的目的，投行才能得到按融资额比例计算的承销佣金，机构投资者及散户才能在认购新股中获得比在老股市场更高的收益。如果上市不成功，发行人融不到资，还要支付已经发生的成本，投行收获不到发行收益，并且，两者的声誉都可能因此受损，进而提高以后的融资成本及承销成本。

　　而且，香港的新股发行机制着重于发行人与投行之间、机构投资者之间及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相互制衡上：投行必须保证向投资者提供的是真实的信息，确保投行收益最大化；同时必须根据市场的反应约束发行人，保证上市成功。对于发行群体来说，需要防止少数机构投资者操纵上市价格，会让尽量多的机构投资者来报价，利用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内部竞争来互相制衡；而在与散户关系上，尽管机构投资者在认购股份上占有绝对优势，但由于散户能够左右新股上市后短期内的走势，这就决定了发行群体不得不考虑散户的态度，并以此来决定股票最终定价发行。如此一来，发行群体与认购群体各方的利益得到了保证。

　　内地股市则不然。发行群体甚至发行人主导了新股发行的定价机制，认购群体成了股价的被动接受者。这种纵容发行群体任意操纵股价的做法，使认购群体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可以说，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即使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主导股价定价权的发行群体仍然会以“垃圾产品卖高价”的做法，欺骗投资者。

　　在目前的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尽管分类表决制度可以帮助认购群体参与上市公司的重新定价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但由于博弈成本巨大，且发行群体基本上主导了重新定价过程，必然使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利益博弈中处于被动状态。因此，要让股改获得成功，管理层还须出台一些强制性规定，来保护分散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至于目前市场流行的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放在内地股市改革的首位的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从香港经验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质量并不是最重要的，新股发行的定价平衡机制才是关键。如果内地股市有平衡的定价发行机制，好公司股票卖高价，差的公司股票卖低价，那么内地股市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从2004年初以来，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资助下，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准备进展迅速。央行与相关主管机构一方面以各种注资方式帮助四大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另一方面央行也下达了硬性运营指标，以促使中行与建行早日达到上市标准。如央行领导最近表示，到今年年底，中行、建行两家试点银行应该满足四项指标要求：总资产回报率为0.6%；股本回报率为11%；不良贷款率为3%-5%；至于拨备覆盖率，对中行的要求是60%，建行则为80%。

　　在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国有银行的体制性缺陷，有些问题还很严重。这些问题能否随着国有银行改革的深化得到解决？如果国有银行改革不及“肌理”，最终能否取得成功？

　　笔者曾撰文指出，国有银行改革上市，是国有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但四大国有银行要想真正成为现代商业银行，成功上市虽是发展的重要一步，却不是发展的全部。四大国有银行股改的核心，不仅仅是通过财务重组达到上市标准，而是要真正实现运作机制的转换。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公司上市十分平常，只要达到市场标准即可。但公司上市应追求提升公司的价值，并反映到价格走势中，如果上市之时与上市之后都得不到投资者的青睐，那么公司上不上市没什么区别。

　　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国有银行不应该为上市而上市，而要追求被投资者长远看好。因此，四大国有银行股改上市一定要从体制机制上真正做到脱胎换骨，不可一味求快求量，更不可对上市时间、股改方案设定什么硬性指标，否则可能欲速则不达，后患无穷。

　　银行业已经为此付出过不小的代价。如本轮经济过热，是在政府严格控制金融资源的条件下，以银行的贷款冲动为代价的。2002年至2004年，仅3年时间，国内银行金融体系的贷款就增长了58%，增长数额近65000亿元。

　　为什么这几年国内银行的信贷增长迅速？为什么国内银行一改“惜贷”态度而被诱发出巨大的信贷冲动？这与指令性经济不无关系。在这几年国内银行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硬指标，规定各家银行每年的不良贷款率下降比例，否则相关行长就要承担责任。各银行为完成指标，大多选择了增加中长期贷款，扩大银行贷款总额的分母来稀释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做法。这种以银行信贷推动的“经济繁荣”，表面上似乎让国内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的28%降至2004年末的13.2%，但国内银行潜在的不良贷款风险却大为增加。研究表明，由于早几年四大国有银行信贷迅速增长，特别是中长期贷款迅速增长，不仅导致银行贷款期限错配及结构错配的巨大风险，而且这些贷款的不良率将在2008年前后逐渐地显露出来。

　　在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过程中，政府不可重走下达硬指标之路。前车之鉴，应该吸取，否则国内银行的改革代价会十分昂贵。
 

　　与此同时，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引入战略投资者谈判未结束，拟引入最多三家战略投资者。而建行正争取今年上市，将有机会成为四大国有银行中首家在香港上市的银行。

　　这些消息一扫近几个月国有银行案件不断、问题频发的阴云。

　　作为第一个进入国有独资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与建行的交易不仅是外资对中国银行业的最大一笔单一投资，而且也可能成为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国有银行的一种范式，与此前外资进入国内股份制银行，性质上有很大不同。

　　美洲银行的加盟，对建行的改革是如虎添翼。前有汇金注资，建行实力大增；现有美洲银行加盟，带来的不仅是资本、实力，还有公司管治、风险管理、信息技术、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个人银行业务(包括信用卡)以及全球资金服务等经验、技术及公司文化。

　　如果建行能够把美洲银行及后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经验、技术及公司企业文化本土化，那么建行改革可能会比预想得要快。

　　四大国有银行改革，引入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外部技术较为容易，但是这些东西要内化为四大国有银行的内在机制并不容易，而后者正是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困难所在。所以，银监会一直主张是要引进境外银行战略投资者，这是对的。

　　为什么近段时间来，建行改革能够频频出手，而且许多改革能切入国有银行的要害呢？这可能说明，国有企业改革与主事人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建行进行股改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早期股改中，仅仅着眼于财务上的重组，大多是表面上的文章。

　　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国有企业，主事者不同，其改革意向与业绩就迥然不同。建行股份制改造，从2004年初就已经全面展开，虽然政府下了大力气，但进展不大。这与一些人试图从改革过程中大谋其利有关，在谋利过程中，新制度框架下的监管基础被架空。

　　新任行长上任后，首先清楚界定了董事会与党委的关系。可以说，在目前国内大型企业的改革中，如果这种关系不能够清楚界定，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根本无法建立。

　　其次是建立起从上到下管理层的问责制，并立即落到实处。在国有银行改革中，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是最大障碍。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建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能否确立的问题，也直接涉及到管理层的利益问题。

　　第三是境外银行的战略投资者，通过郭树清上任后的作为，不仅看到他个人之能力，也看到建行改革之决心，这为建行与美洲银行谈判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建行的改革进入了快车道，预计年底在香港上市并不是虚言；而且从中我们也可以引申出另一个大问题：即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寻找一个好的主事人可能是其改革成功的关键。在这些方面，政府对主事人是否应更多地重视呢？
 

　　按比例，香港拥有资产逾百万美元的人最高，达到1%，并且百人当中有1人拥有800万港元；内地比例最低，近五千分之一。实际情况估计比这个比重还要低。

　　上述一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首先，香港的富豪为什么比重如此之高？这是既有制度安排使然，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在香港，只要个人努力，每一个人都有提升自己和财富增长的机会，目前香港的很多富人致富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我曾在香港大学工作过几年。在与同事的交往中，发现香港大学的每一个人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香港大学的教授，虽然待遇优厚、衣食无忧，但是很少看到哪一个教授会因为成功而停下脚步。

　　看看香港的人均GDP，看看香港民众的富足程度，看看香港几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都说明了香港的经济制度成了推动该地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反观内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之一，内地富豪在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正在上升。但制度安排的好坏，既能决定富豪的数量，也能决定富豪的数量能否长期上升。

　　内地富豪有不少是勤劳致富的，但也有不少是由于制度缺陷、通过巧取豪夺而成为富豪的。从早期的批文倒卖、国家控制物资的倒卖，到后来证券市场的“圈钱”、国有银行骗贷、近期的土地炒作及房地产市场炒作等，基本上都是利用制度缺陷、靠资源垄断发财致富。

　　如果个人财富的成长模式大多如此，那么就无法积累真正的社会财富。曾记得有一位记者问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如果让你改变行业，目前会选择哪一个行业？”这个开发商声称，他这辈子做房地产，下辈子也会做房地产。从这些话中，就可以看到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暴利性质。

　　正因为经济环境存在制度缺陷，所以不少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是如何一夜暴富。总是有人问我，有什么办法赚到更多的钱，有什么办法暴富。股市、房市为什么经常炒得惊天动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经济制度存在缺陷，就在于不少人利用这种制度缺陷攫取社会财富。如果不在这些方面改进，炒作之风仍会频繁发生。

　　财富的获得应该取之有道，这既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消除财富两极分化的有效途径。如果不是这样，内地富豪的数量多少也就不重要了。

　　要改变现状，一方面，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提高社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垄断，扩展每一个人及每一家企业经济生活的权利空间；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制度缺陷进行修改与完善，让民众能够在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竞争。

　　这样，社会就能够涌现更多的富豪，藏富于民，社会经济自然就发展起来了。香港就是最好的范例。
 

　　香港金融局为了应对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压力，突然宣布三项优化联系汇率运作措施，而央行则提高居民小额外汇存款利率及调整国内纺织品出口关税等。

　　不管人民币是否被低估，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机制及水平存在缺陷，早已是不争之事实。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也是中国经济投资过热、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疯狂飙升、国际市场铁矿石及石油等资源价格猛涨的重要原因。因此，汇率制度的改革仍应慎重衡量。

　　问题在于，在目前热钱大量涌入、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的巨大经济、政治压力下，能够把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利害权衡清楚吗？

　　中国的经济总量庞大，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再加上市场不发达、法律制度不完善，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复杂等因素，都加大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变的难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能够找到最优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汇率水平吗？如果找不到，目前不少国家的研究者都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某一种汇率制度，但是这种汇率制度一定会适应中国吗？中国有这种汇率制度生存的条件吗？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认真的研究，草率地进行改革，那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对国内外经济的伤害，可能会大于汇率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好处。

　　目前主张人民币升值的最大理由，一是中国近几年来进出口贸易顺差增长太快，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但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外汇储备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经各种渠道涌入的预期人民币升值的“热钱”，如2004年就高近1000亿美元。严重的问题在于，大量的热钱赚得钵满盘满后逃出中国时，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目前的人民币低估很可能是一种幻觉与假象。

　　二是不少人认为，近年来美元快速贬值在于美国两大赤字问题，但国际上根本没有注意目前中国存在着巨额的财政隐性赤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国有银行的股份制度改造，数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是国家面临的巨额的显性债务；近几年地方政府在盲目地城市化过程中，也造成了严重的债务问题；还有，中国社保基金存在巨额缺口（至少存在隐性债务几万亿元）。把这些因素加进去，现有的这点国家外汇储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人民币坚挺。人民币不仅不能够升值，反而应该贬值。

　　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资本账户的开放，还是一种汇率制度向另一种汇率制度的改变，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需要加速；需要有完善的法规和财务制度的支持；汇率的变化需要有相应的外汇市场，汇率的放开及资本账户开放等。

　　从国家利益来考虑，汇率制度改革应冷静地选择合适的改革时机与方式。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静中取胜，才是上策。

国内银行：将问责制进行到底
[2005-05-31]
 

　　国有银行改革，目前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但是，真正进入股份制改造之后，国有银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往往会从体制、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方面来寻找其原因，来寻找根本解决之办法。但实际上，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国有银行领导者权力与义务或权力与责任不对称。

　　正因为如此，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上任后，把建行改革的主要任务放在建立起领导人员的问责制上。

　　根据建行新出台的规定，领导人员严重失职，导致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问题，具有以下情形的应当引咎辞职：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涉及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的；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挫伤员工积极性的。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成了该规定颁布后主动辞职的第一人。

　　关于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制，银监会早前颁布的指引中已有明确的规定，但国内各商业银行真正落实的唯有建行。这是应该赞许的事情，对加快国内银行业的改革所起到的示范效应不可低估。

　　不过，仅有问责制是不够的，关键看具体内容。如果仅仅是对所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事件负责，其内容与范围未免太狭隘了。

　　所谓问责制，就是对所赋予的一切权力负责，有多少权力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论是经营决策的失误、银行风险管理的失职、人事安排缺失，还是所辖内发生案件，就得承担相应责任。这才是权力与责任的对称。

　　同时，这种问责不仅表现为领导者任内要承担责任，还应该具有历史的追溯性。

　　目前的一些银行领导者为了造出自己任内业绩，短期行为盛行，只求短期内能有好的报表及业绩，对个人升迁有利，而根本无视这些业务的长期风险。目前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审核过于宽松，多少与商业银行领导人的动机有关。因此，不能过往不咎，而要追根溯源，全面问责制就得对所有领导者的责任历程有明确的记录，追究到底。

　　在此，我们应该想到，国有银行改革一直在剥离银行不良贷款，但在剥离这些不良贷款后追查过相关领导人的责任吗？数字如此巨大的不良贷款剥离，如果没有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国内商业银行的问责制又在哪里呢？

　　四大国有银行为什么问题会那样多？其垄断条件下的业绩会差强人意，甚至效率低下，国有资产及财富大量流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银行领导者权力与责任严重的不对称。不少领导者被赋予个人无限权力，但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该承担多少责任，或者要他们承担责任时，就推脱得一干二净。如果这种现状不改变，国有银行股份改造要取得成功，是万万不可能的。

　　建行把改革落实到领导者的问责制上，看来是抓住了关键。希望国内其他商业银行，也能够像建行一样，把权力与责任相对称的问责制进行到底。